子夜歌

再见了黄振龙凉茶、荣华的老婆饼、顺德双皮奶、鱼乡米坊的云吞面、正斗茶餐厅的烧鹅、太兴茶餐厅的烧鹅烤乳猪双拼饭、陕西老王家的肉夹馍、老安家的羊肉泡馍、湖南遵义百年米粉店的羊肉粉及桌上的四种辣椒、广西桂林的牛巴粉、云南大脚树的饵丝米线、乐园路的海鲜、南园路的缪氏川菜、吃了无数次的嘉旺。。 

再见了深南中路上的购书中心、矶崎新设计的深圳文化中心、黑川纪章的书城、邓爷铜像的莲花山、华侨城的绿茵成墙、适意的华侨城生态广场、通往香港去的罗湖口岸、爬了两次都未曾征服的大梧桐山、未能实现一游的大小梅沙、可以潜水的三门岛、徒步好地方的东冲西冲、深圳美丽的海岸线、开往广州只需一小时的“和谐号”、可以乘船去珠海澳门的蛇口马头、邓爷爷的画像及荔枝公园。。 

再见了我刚来时满眼惊奇的榕树、没有老人的城市、关外的华为和富士通、山寨机及零部件的中心、深交说、曾经的地标“帝王大厦”、穿拖鞋也可以随便逛的奢侈品大厦万象城、东门老街步行街、苏珊桑塔格想象中经由罗湖进入中国内陆的通道、史玉柱曾经关闭修炼的深圳大学、古时候的宝安县、如今的鹏城、从宝安机场到市区的一路高架、高架两旁打工仔们的狭小住宅、三十年前的小渔村。。

期盼很久的新版《红气球》终于在市面见到，迫不及待买回连同1956年的D5老版本。侯孝贤导演的版本仍然是水准之作，看完觉得没有白看但又意料之中。

倒是曾以为是黑白电影的五六年版本，让人惊艳。童话故事般，让人对那个表情木木的小孩印象深刻，那是个有着敏锐内心的孩子。只看到他独自小大人般挤公交车，默默的走着。多亏了暖色调红红的大气球，抓迷藏似伙伴似的让小孩重新活泼生动起来。愿随结尾样，乘五彩气球逃离这个荒蛮世界。 

今早睡来，或许是因为没有用窗帘遮住的晨光影响，再也难眠。琢磨起侯导演的红气球来。一想之下，真是觉得就像以前朱天文那篇《悲情城市十三问》里写道的，看似什么都没有，不着痕迹，细细却什么都在里面了。 

我不懂得许多电影的理论与阐释学，睡不着的时光里，却也有些个人发现。其一便是红气球与小孩的关系。正如侯导的访谈里谈到的，小孩对于气球已不如56年版那时那么新鲜，那么好奇。56年版本中，红气球是作为小孩的朋友，而新版中红气球就像个老灵魂，它只是若即若离的观看着小孩的世界。这世界当然也发生了变化。彼时，小孩的父母在片中是缺席的，可以推断出小孩父母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其忙碌的生活。所以总是看到孤零零的小孩独自上学，独自放学回家。红气球充当了他最亲密的伙伴。而新版本中，小孩是处于单亲家庭，母亲是大学教授，十分繁忙却也不忘对孩子的照顾，甚至请来中国留学生作保姆。但小孩却是不快乐的，因为他的家庭是缺失的，不完整的。曾经的快乐时光是和同父异母的姐姐一起度过的，还有对于小时候父亲带他去过地方的记忆。而曾经使小孩快乐红气球，也只能在似近似远的距离保持一种散淡的联系。 

其二是侯导电影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从《千禧曼波》到《咖啡时光》、《红气球》，我发现侯导电影里的主角都是女性。到《红气球》，已经是在拍西方女性在获得独立之后遇到的困境与状态了。由此看来，侯导再返回来拍《聂隐娘》已经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三是电影里比诺什与宋芳的交流方式。这部电影里以巴黎的空间环境引入了一个东方的人物，而这两个人物却在深层有着交流。一方面，比诺什专注于一部叫《张生煮海》的中国古典故事改编的木偶剧，张生执着于感情，一心要把海水煮干。简直是海枯石烂的坚贞爱情。而比诺什内心的伤痛正是对丈夫离开的难以释怀。于是她从东方找到了或许是她眼里理想爱情的资源。而宋芳是来巴黎学电影的，这部片子开始宋芳便提到56年《红气球》的经典版本。她是来艺术之都朝圣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对对方的传统或背景所吸引，而彼此都是女性，她们的交流是一种无声的默契，甚至比诺什一下子就跟宋芳谈到她私密的童年记忆，并且信任她作为戏剧的翻译。 

第四便是关于侯导在法国拍戏了。他竟然一点都不露怯，你看他还是一贯的风格，明信片式的埃菲尔塔等等那是观光客的浮光一瞥，而他多游移在斗室之内，巴掌大的地方就让他拍出韵味，拍出人物的个性、处境和历史脉络来。不得不所比诺什在片子里也打破了她的唯美形像，而且还塑造出她声音方面的可能性，很见她的表演功力。电影看起来行云流水，像记录片一样采撷下生活的片段，却又有着淡淡的诗意。

人在深圳，不免想见见老熟人。和在华为工作的老同学联系，他是培训部门的，正好刚从国外回来。于是约好周末相见，他老远从关外过来。

我问他近况，原来出差去了一趟埃及和苏丹，便说起海外见闻来。诸如埃及南部神庙巨大的砖石，还有上百米高整块石料雕成的方尖碑给他的震撼。诸如苏丹极度干燥炎热，甚至夜晚也有30多度的气候，和苏丹正发生的战争。诸如华为在海外市场的作为。他说在华为出差也去了有六七个国家了，有新加坡、巴基斯坦、匈牙利、维也纳，加上埃及和苏丹。他说感觉还是国内好，埃及就显得破破烂烂的，像苏丹这样的国家也有富人，他们住的高级酒店跟发达国家的五星级酒店一样，而穷人们你拿怕给他一瓶矿泉水都高兴坏了，贫富分化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非洲地区的人来深圳参观，觉得像到了天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那里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国度是中国。令我没想到的是，他说已经和上司交涉好了，或许下周办好了手续就可以离开深圳，回到家乡的中国移动上班。恰好，半个月前和另一个同学联系，也是要回家乡，离开她眼中的深圳――满是白手起家，没有背景靠自己能力创天下的外来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我也不禁在心底追问自己漂泊的意义何在。看倦了风景，还是家乡好么？

他鼓动我，难道不想去华为的深圳总部看看？说不定过两年，华为也是世界五百强了。即使是Intel这样的企业，它的员工也未必都有机会参观总部吧。说实话，到深圳不去关外的企业看看我觉得是不能算了解深圳的。再加上找工作时和华为的擦肩而过，真想去看看如果当初进了华为的别样人生道路。

我们坐上一趟公交，经过梅林关真奔在坂田的华为基地。所谓关内关外的“关”指的是梅林关，即当年划定经济特区的边关，进了这关，里面就是经济特区了。出了关继续向北，一路渐渐显出郊区的景象来，杂乱、肮脏而繁忙。许多制造型企业都设在关外，此次向四川捐了一千万的富士康就和华为的基地隔着一条高速公路。

等辗转到了我们所要到的站，下了车，这条街上两旁的几片区域就是华为的地界了。按字母分为几个区域，其中J区就是我同学所工作的培训区。同学一指较远处一座绿色大厦，这就是我们的研发中心，被我们称为巨大的绿色墓碑。接着笑说，我可不知道有没有人从上面跳下来啊。带了同学找来的客户的牌子，我们先去培训中心参观。这片区域绿化真是好，南方的植物有阔叶植物，也有棕榈树长的茂密，让人觉得生命力的旺盛。之前，同学开玩笑说是来看看民营企业土财主的大楼，其实这里的楼看起来挺现代的，里面装饰着异国风情的画或者装饰物。任正非有钱了，也是要摆摆阔装装有文化的。培训中心是做华为大学用的，里面很多教室，即使周末我还看到有人在。看了看同学的办公区间，是一片敞开的区域，和令人窒息的那种白领隔间大相径庭。

后来还看了华为研发中心里的华为产品展厅和行政区域的小湖。同学说外国的员工或者客户来了，带他们参观展厅和生产区的一套全自动的系统，再加上像电影里美国宇航局发射中心似的支持中心，十有八九就把老外给震了，哪怕他是摩托罗拉这样企业的员工。于是我们又谈起华为的刚性，就是大家所说的狼性。给我的感觉是华为的楼建的不惜血本，可是对于员工却是很缺乏关怀的。同学所，任正非有言道，“人生就是痛苦的”，“我很理解那些自杀的员工，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忧郁病患者”。我虽工作不久，但也看到一些企业的状况和整个大环境的情况，觉得或许要求华为现在就讲以人为本，讲人性化管理或许还早，或许了解了民营企业在整个环境下的艰难成长会对它多一份宽容。不过就个人而言，我是极端不认同它的所谓文化的，在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考虑华为的。

1．

我一下觉得这顿饭把情绪吃的极端低落。身心彷佛往黑暗无依的深渊里堕去，我是个撑死鬼。

是这样的，此刻我坐在深圳一条美食街，著名的八卦一路上一家叫“辉记”的大排档街边的棚子里吃晚饭。下午刚下过阵雨，路面还有点潮湿。

和四个同事――两男两女一起吃饭，其中三个是去年我们一起进公司的，一个台湾女人四十岁左右还单身。五人各怀心事。饭桌上笼罩着沉默，我怀疑自己为何从自己住的地方那么远来和另个项目的这些同事吃饭。

上海同事小姑娘和台湾女人熟络，两人互相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上海小姑娘说想家，说自己今天胃口也不好吃不下东西。台湾女人家住基隆，她说她觉得自己渺小，在亿万的人群里渺小的一个人。另外两个同事沉默，似乎也没有听见他们的话。

我们旁边不远处，街边一个轮椅上的卖唱人戴着眼睛，穿着衬衣，衣袖撸到胳膊肘处，通过轮椅上的麦克风乞唱。我们都是中国人。吻别。我想起陈英雄电影《三轮车夫》里，越南街头的卖唱人。大拍档里还有挑着水果担子，在各个桌边寻找客人的小贩。

大排档街霓虹亮成一边，路边轿车停满。只是旁边的店里传出“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这样的老歌，真不知吃着新鲜鱼虾的客人们，听着这样不协调的歌声如何吃得下。

2．

我的兴致也吃没了。吃完自己走路。本来想看看这周围的街道和环境，也了无意趣。徘徊几许，搭一趟不知是否能到达住处的公交回去。车上的电视播放着四川灾区的景象，配的是童声的一首歌，唱道“妈妈送你们到天堂口。。”

我不知道无孔不入的媒体到底想如何入侵个人的生活。难道要播放到让人麻木的程度？还是要人永远沉浸在哀恸的情绪里。我非冷血，可飘零无根的职业，如何经得起反复拷问生的意义。如果还有一天你将如何生活？我厌倦这样的问题。还有一天的话，你如何能建立值得信赖的关系，你如何能去做一件需要积累的事情。这样问是没有意义的。

3．

我那天想了很久什么是平等，有没有平等。平等的概念起源自资产阶级革命，从实践上来讲，直到上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和二战后的女权运动及资本主义的发展，黑人才获得了一些和白人同样的权力，女性才终于可以走出家门追求自己的事业。这样看来，其实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等，是生而不平等的。应该说人生而不平等，才是世界的事实和真相。那些知识分子的观念是“应然”。

看了生物学家的书，觉得人和其他生物应该是平等的，可实际上人往往抱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从进化的角度讲，人类的出现并不是生物进化的必然结果，进化过程也并不是如课本里说的“从低级到高级”的链条上一直到人类出现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并不比细菌成功。4000种左右的哺乳动物，从数量上看，也并不在所有生物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说起人为何比动物高级，许多人或许会说人存在意识，人会思考，人有道德等等。可看看人类历史，大规模的同类相残，动物界有吗？人会思考，可人思考的结果形成的概念，造成了更多的差别观和痛苦。所以我觉得佛教的无差别观，众生平等，或许是最伟大的思想。

而在人类这个物种当中，又往往以经济实力为最造成了国家，地域的不平等。关于经济造成的不平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籍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可惜我经济学没有什么基础，或许将来能有机会和能力去阅读森的著作。

这种差异在毕业的那一刻迅速成长发芽，接受同样大学教育的同学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是，这种方向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往往是关系加上个人视野起的作用最大。

譬如新进来的海龟同事，在英国时的一个同学是某政治局常委的侄女，一毕业就到香港的投行，年薪五十万港币。譬如一同进公司的关系户，大专的学历，和其他竞争进来的同事一样，甚至还可能抢占了别人的机会。

而按照职场的生存规则，比如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所说的，大专生可能更活络，更得老板的欢欣；而高学历的同事放不下架子，读书读迂腐了，不懂得人际的交往。结果是大专生更出众，获得老板的青睐，甚至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现在他是MBA了，甚至超过了刚起来的高学历同事的牌子了。

 实际生活里很重要的一条原则，我觉得是首先是接受现实，不接受现实的话，如何能认清现实中你的处境。而且新人往往是最弱势的，在职场中几乎没有多少转圜的余地，抱着既定的观念和理想，第一步必然就摔倒，况且那些观念和理想可能本来就不切实际。

 PS:关于不平等，malingcat最近有篇blog《新资本论》写的好，先引一段：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是啊，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布尔迪厄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资本的概念扩大化，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经济资本”那就不用提了，贫富差距本来是能让人揭竿而起的，不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熏陶着大家不要犯那“红眼病”。“社会关系资本”更容易显得“不公平”，有个好爸爸哪怕是有个好四舅姥爷，熟人好办事，再不然有个圈子——“我的朋友胡适”——也行。“文化资本”最为复杂，也是布尔迪厄着力最多的地方，他不嫌麻烦，把文化资本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

详见malingcat博客http://malingcat.blogbus.com/logs/22209732.html

我必须得承认我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太多。

若能摆脱这些框框，或许我就离心灵自由更近一步。概念和思想给人戴上一副过滤镜，带来心里的困扰，佛教上把这叫“法”。看看我在一字一句的写这个就知道，我被束缚的紧。这是另个话题了。

就像《集结号》里的指导员，还满脑子的道德文化，一下子就上了战场，还没缓过神，就负了伤，甚至可能被打死。我在职场上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是这个样子。

当我一边扮演角色，一边冷眼旁观的时候，我就隐隐觉得事情不是那么明朗，前面不是康庄大道。第一次有机会的时候，还没看清整个情况，就失去了机会。后来看看，这个当时认为很不好的机会，其实是个相对来说挺不错的机会。可新人就是要走弯路的，再重新来过，说不定还是一样的结果。

于是开始怀疑环境，或者说是更看透了环境，也许是我本来就比较阴暗。我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到深圳。幸好，这是一根值得信赖的救命稻草。可又一次，我发现救我的人是好人，但我就是转不过来弯，一定要往火炕里跳去折腾折腾。

这是我职场第二次的关键转折。这里涉及到高层，微妙的人际关系实在难以把握，今天一下午都神思恍惚，身心俱疲。也多亏了另一位认识不久的兄弟，他也走过我这一步，跟他聊完，心上负担卸下不少。

职场上里摸爬滚打，人堆里混日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昨天看《赢在中国》，有句提炼出来的广告词“成功是用心血浇灌出来的”，这句话真是倒尽了许多旁人难以体会的艰辛。职场也是最看出人性的地方，各式各样的脾气、性情的人聚在一起干一件事，里面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戏剧性。有时就像一个漩涡，除非离开，否则不得不卷入其中。如果让那个跟着陈良宇的秘书，后来作了宝山区区长的秦裕写本书，肯定是本深刻见人性深处的书。只是许多书只能是无字的心书。写下来的大多是文人的感悟，未必能见到高处不盛寒的彻骨苍凉。看到了一些坑，可是明知是坑，你该往里跳还得往里跳，一边跳还得一边露出享受的表情，这钱不是好拿的。越是外人看来金光闪闪之处，明争暗斗越是激烈。要么是后台硬的人，要么是拿命干活的人博得高位。

上次看到一个节目，嘉宾是唐骏，评审团里的美女东方卫视的陈辰说，“唐骏看起来很温和，微笑，其实有点像李安，这是表面上的隐忍，眼神里却是不可动摇的霸气”。

我导师，即上文提到的救命稻草就是这样，只不过霸气程度不同。我怀疑这也是中国人不变的特性之一。

此刻，我正坐在深圳某宾馆的小桌前打字。前段时间养成了晚上不开电脑的习惯，今晚开是为了看consellor布置的工作文档。可我一周来难得有一个人坐在桌旁的安宁，不愿意又交给了工作。很有些感想，让它落在word白板上就像尘埃落地一样。

早就觉出自己文字里的所谓文艺腔调，所以不愿意写太多，可这段时间是有感而无空隙发，想文艺腔一下也没机会了。就随便写写脑子里的片段。因为脑子里的空间时间被生活节奏打散打乱，也的确是碎片式的拼接。

一周来，沪深两地飞机往来了三次。第一次坐飞机时，飞机缓缓爬升，伴随着耳畔发动机的轰鸣。坐在舷窗边往下望去，纵横交错的暗橙色光带，其间无数光斑。再看看巨大的飞机铁翼，知道自己已是离开地面不知多少米了。上次带来的两本书《攻击的秘密》《生命的壮阔》，也没有时间去读，尽管我也做出了努力。但每天的加班把个人时间严重的挤压，反抗无效。

跟consellor做事的是我公司买过来的一位其他公司的技术人员。脸上有痘，但不是青春痘。与他的接触让我非常不习惯，因为我已经脱离完全的技术人员环境好长时间。他对于技术的投入，甚至于一天不喝水不按时吃饭、两月才见一次女友的生活方式让我百感交集。应该说，这种生存状态由不得他选择。生活在深圳的打工者们，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久而久之，被迫也就成了麻木，成了理应如此、理所当然。

他很崇拜我consellor，说他什么都懂，简直是“神一样的人”。而我徘徊不定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拿不准是否该跟consellor做技术。他却说，能跟我consellor在一起，应该是我们的荣幸。他还跟我谈到技术人员的单纯，我有点不以为然，跟他说起公司里的一些“牛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与他打交道，他就像我命运的一个分身，我以为离开那个命运轨迹了，它却以另外的形象再次出现。我知道他的偏隘，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就是那样过来的，可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更大的海里还是大鱼吃小鱼，你会不会回到原来的小池塘？可你知道，你已经走远，你回不去了。你只能死在海里，无声无息。

深圳印象。来了几天，除了坐在出租车上从机场到宾馆，或是从宾馆到工作地，我还没有余暇来观察深圳。如果说有所谓印象，也只是在路上的匆匆一瞥。不过，这一瞥让我对这个城市丧失兴趣。深圳不同于北方，它的树木猛长，生命力特旺，有时一段路就包在绿中。而深圳的人，没有给我什么鲜明的印象，除了态度不合作的司机和有限的客户，这种城市里的人的确没有给我什么不同的感受。脑子里的预设是“打工仔”“打工妹”，这个挥不去的先入印象。1980年还是小渔村的深圳。

不过，深圳应该算是粤语文化圈了。在一家店吃过饭，点名叫“大快活”，英文名叫“Fair Woods”，真让我想起水浒里的“快活林”来。“大快活”这个店是香港还是广东开过来的店，带着粤文化“大俗”的味道，平民化、通俗、喜庆。跟广东民乐“步步高”该是一个调调。

碎片化的生活。《景观社会》是我最近感兴趣的一本书。我随机抽了一段就作为结尾吧：

“景观通过碾碎被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所困扰的自我，抹煞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通过抑制由表象组织所坚持的、在谎言的真实出场笼罩之下的所有直接的经验事实，抹煞了真与假的界限。消极接受日常现实异化的个体，通过求助于虚幻的魔术般的技术，被推向了反应这一命运的一种疯狂。”

看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F.Drucker）这本《21世纪的管理挑战》，令我心悦诚服。

  几乎我见到所有提到德鲁克的文字都不吝溢美之词，给予这位移居美国的维也纳人以“大师中的大师”这样最高级别的称号（令我想起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我最早听到这个名字是在许知远的文章里，出于对所谓“成功学”和“畅销书”的心理抵御，仍旧对这位“大师”半是好奇半是怀疑。毕竟，今天的中国不缺乏各种各样的“大师”，一笑话讲你大街上喊一声“大师”，半数行人要回头的。 

 机缘巧合，从同事那里借来这本书（还借到《长尾理论》、《追逐日光》）。说实话，前两章我开了几个头都没看下去。或许是极少读这类书的缘故，或许是精力不逮。今天晚上精神好，竟一口气读下来。读到精彩处，豁然开朗，大师不愧其名，是正牌货。  

那就说说这本书营养在哪。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9年，时德鲁克90岁高龄了。纵观全书六章，你哪里看得到一个老头子的喋喋不休，分明比年轻人的思维还要活跃，还要开放。德鲁克纵横捭阖，他的知识不光集中在管理上，其渊博的知识面也让他对社会有着敏锐的观察。书中还多处提到中国与日本的状况。在后记里，翻译者说德鲁克在动笔前，本来是想要写一部汇集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可是通过对社会的细致观察和他对管理学的深厚功力，老人家还是决定要往前看，写下这部关于未来热点问题的书。正如这本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所言“本书实际论述的是：社会的未来。”这种对未来的关注与热忱让我很钦佩，因为在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困惑与迷惘，90岁的老人尚且不急于总结一生盖棺论定，我们年轻人也急什么呢，往前看看。  

其实这本书直接谈到管理的部分不多。六章中第一章先是提出了管理的新范式，对于管理学的成规进行了颠覆或者说再定义。  

第二章就开始谈到未来新的必然趋势，有这么五点：1发达国家越来越低的人口出生率，2可支配收入分配上的变化，3定义绩效，4全球竞争力，5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政治上的分裂显得越来越不协调。这章有几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一是他提出20世纪有4个部门在收入分配中保持发展势头：政府，卫生保健，教育，休闲；二是提出20世纪最后30年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和最兴旺的行业不是信息产业，而是金融服务业。结合未来趋势的第1点，在发达国家这种金融业是向老年人提供退休收入的零售服务业；三是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日益分化，但他敏锐的看到政治疆界并不会消失。在这里，他提出的一个启示让我觉得德鲁克厉害，他说首先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什么不能做，即不能因为当地政府的各种优惠条件，而作出不符合经济根本原则的决策。我们首先要问：“如果我们不接受优惠条件，我们的企业战略是否还是要求我们这么做呢？”  

第三章谈变革的引导者。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无法左右变革。我们只能走在变革的前面。妙的是接下来谈变革的原则，第一条便是放弃昨天，然后是如何放弃。你看，他没说变革的好，单说变革是不得不变，我们得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我们要怎样才能放弃。之后第二条才是改进，第三条才是挖掘成功经验。最后一条才是系统化的创新原则，要用试点的方法进行创新。但是论述这条原则一开始便说“这是人们现在最重视的问题。然而，它却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有组织地放弃、改进、挖掘成功经验等原则更有效。如果不遵循放弃、改进和挖掘等原则，任何组织都不能奢望成为成功的创新者。”你看，创新也是有条件有代价的，不“舍”哪来“得”。  

第四章是讲信息挑战。我注意到2点，一是德鲁克提出从数据到信息的转变，其实就是如果从大量数据，或者是大量信息中过滤出或是提炼出有效的信息，二是德鲁克谈到的历史的教训，人类经历了四次信息革命，我们现在这次信息革命是第四次。我们以为跟现在的信息革命相比，当前的在影响速度和范围上是史无前例的。他说，这是无稽之谈，我们要学的第一件事是学会谦虚。他谈到印刷术对于教会及欧洲的巨大影响。而对于技术人员的历史教训，德鲁克说对于今天的信息技术人员（包括IT和MIS专业人员和CIO）上次图书印刷的信息革命的教训是信息技术人员不会消失，但他们已经成为了“配角”。他们的地位很快被出版上所取代，他们及其公司关注的不再是信息技术里的“技术”而是“信息”。这对于今天的IT人员很有启发性。德鲁克还提到通过“走出去”的方式来获得“外部信息”，譬如医生要提高自己水平，在医院当2周病人是最好方法。他举了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大多数欧美企业通过他们在这些国家的员工报告决策。其实他们获得的根本就不是信息，甚至是错误的信息。  

第五章讲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德鲁克极为重视知识工作者，甚至提出要把他们作为组织的“固定资产”。在20世纪，生产的极大发展得益于体力劳动者生产率50倍的提高。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源于泰勒“科学管理”后称为“工程管理”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劳动者的工作是简单的重复，需要把他们的工作合理的组织在一起，并且改进所使用的工作就能极大提高生产率。福特的汽车生产线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发展起来的。而体力劳动者往往被视为是企业的成本。在21世纪，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关键。德鲁克特别提到了体力与知识相结合的技术人员的重要性，而且技术人员培训的社区学校被他视作是美国经济仍旧保持优势的原因，“这使美国几乎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不同的新行业，而美国的这种创造能力迄今为止仍然是独步天下的。”德鲁克在这里提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培训技术人员的成本非常高，而且有教养的人仍旧轻视或藐视体力劳动，因此他们可能落后美国几十年。”  

第六章是自我管理。里面有几处很有意思。德鲁克认为人分为阅读型和倾听型两种，这两种人都不可能改变自己，只能是认清自己的类型进行工作。还有就是，德鲁克提到现在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寿命往往超过组织的存在时间，也就是说可能你工作的时间比你所在的企业存活的时间还要长。那么你要怎么安排你45岁往后的生命呢。德鲁克引用别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主张参与第二兴趣点，他提的最多的“第二兴趣点”是一些非营利组织。“在我们的生活或工作里，我们期望遭遇不到重大挫折是不现实的。42岁精明能干的工程师因得不到公司的重视而无法升职。同样42岁年富力强的学院教授认识到，即使他完全有资格担任重点大学的教授，他也只能永远呆在给他第一份工作的小学校里，无法到重点大学担任教授。。在这时，如果我们有第二个主要兴趣，事情就会不一样了。。在一个非常重视成功的社会里，第二主要兴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知识社会中，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成功者”。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是最大的成功。。”  

德鲁克倡导的不是“成功学”，他强调的是我们超越主要工作岗位外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并且展示了这种可能性的美好图景。这对于现在我们的社会，强调成功的单一价值观社会，也是提供了一种异见，一种能够获得别人尊重的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你说德鲁克值不值得看看，好好谈论谈论呢？

常常觉得没有时间，即使写下只言片语也是急就章，能把意思说清就不错了，想要追求文采，写的漂亮简直是奢望了。不过时间少的好处是，写自己有感而发的，抑制不住想写的。多了一些自己的关注点，少了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期情绪。

看梁文道开卷八分钟（不错，我很爱道长的节目），有一集说到读书方法，他提到观众来信说，你怎么介绍起于丹的《论语心得》来，应该只介绍杨伯峻写的论语的。言外之意是，于丹的太大众，太没有品位。于这种观点，梁文道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借用了朋友的一个词“文化沙文主义”，即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形成一种文化品位看不起其他人读的书。梁道长说，每当他到书店看到人们在读书都会很感动，因为人们怀着一种卑微的态度去读一本书，想要提升自己，这是多需要鼓励的一件事情。哪怕一个孕妇在看一本《孕妇指南》的书也是好的，它可以让小宝宝健康的成长，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许多人没有读很多书是因为他们不幸，他们没有机会去读一些书。

我突然想到，其实这种“文化沙文主义”或许与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有关。比如读书人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识，以及许多譬如村落的最基层区域里文化程度不高对少有的“读书人”的尊崇有关。往往读书人读的书越多，仿佛品德越高尚，他们本身就站在了道德的至高点上，可以审判其他人的道德。

有时候想，知识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它绝不仅仅是“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经济”这类具有意识形态背景的武断口号可以判断。它也会让人怀疑、甚至不再相信这个世界，它会剥夺你的童真。它不一定导致快乐，它甚至会导致疯狂，导致极端的孤独。知识也具有欺骗性，炫耀知识同炫耀财富一样是炫耀，一样是虚荣心的人性暴露。但至少，知识或许能让人更清晰的看待这个世界。  

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上面。我想写的是下面的东西，就是如标题所言的国富与民强。我的经济学知识十分有限，在中学大学的一路过程中被灌输的思想一直都是：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是由于落后才被列强欺辱。而这种“落后”常常被偷换成了“经济落后”的概念。前段时间看到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朱维铮专栏－《<重读近代史>挨打必因“落后”？》一文指出：  

“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 ，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 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可以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便是证明。朱老先生进而指出“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并不合乎历史实相。”接着我读了秦晖先生的文章，他研究历史上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指出：“抑兼并”导致“国富民穷”， “不抑兼并”的结果则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进而指出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兼并问题本质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真正自由竞争的民间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难以发展，“国家干预”太多了。

上面引述历史学教授朱维铮与秦晖先生的文章无非是说，历史上我们国家曾经很富，但国家富的同时人民可能会很穷。国富与民穷是并存的。近日两会是热点，下面不妨说说两会。 

据《联合早报》报道两会专题，《人大代表和学者：实际收入远高于公布数字，财政实入9万亿干什么了？》一文说，中国财政部昨天向“两会”代表和委员提交了2007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2008年预算草案报告。报告说，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万1304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32.4%。但是据来自湖北的人大代表叶青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估计，2007年中国全部财政收入实际高达9万亿元，但现在只看到5万亿元，“这9万多亿花到哪儿了？干什么了？”

周天勇说，根据他看到的数字，中国税收是4万9000亿元左右，行政收费大概1万6600多亿元，国土资源部土地出让、矿产权拍卖去年达到1万3000亿元，今年的土地收入大概是1万2000亿元，烟草公司上交2000多亿元的利润，再加上卖彩票的收入，估计全部收入在9万亿元以上，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36%。

我查了下，2007年全国的GDP约是24.6万亿人民币。这样一算，大头的确是让国家给拿走了。才出炉了“大部制”五大部，而之前讨论很热的“能源大部”终于是由于石油和电力大型国企的压力而没能组建。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新形式的“国进民退”不利经济转型》一文指出：为了增加内需以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为“服务业化”中国的产业结构，也为了让老百姓更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显而易见，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还产于民”。

陈教授算了一笔帐，特别有意思：

“初步算，到去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000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每户，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不过，我们知道，这每户每年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固然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是无法由私人花的。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今年我可以多花些钱了”。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在中国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个人所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资产增值只能带来极有限的民间消费需求增长，对私人家庭的需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  

话引完了，我要说的也说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今天依然。

闲看博客，恰翻到道长的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827601008il2.html），有一篇美文《我虽千年能变化》。梁道长真是品位绝伦，里面提到他最近在听的评弹：

“近日常聽評彈。楊仁麟（1906-1983），8歲從養父楊筱亭習藝。這一派，專長假聲，彈詞裏假聲叫作「陰」；他卻也不棄真聲之「陽」。陰陽結合，故音域寬廣，韻味悠長，又稱「小陽調」。楊仁麟青出於藍，尤擅《白蛇》，於是有「蛇王」美譽。

楊仁麟單檔演出，手抱三弦，一人分飾多角。聽他唱到〈合缽〉一段，先是白娘與許仙的兩句對話，隨即轉入假聲化成白蛇：「我看官人心太癡，萬般拂順與千依」。再來就是驚心動魄情深意重的這一句了：「我雖千年能變化，從無半點把夫欺」。「我雖千年能變化」是用陰面假聲唱的，短短一句裏百轉千回，千年形變盡在其中。到了「從無半點把夫欺」則是陽面真聲起始，再以假聲作結；初聽之際坦坦蕩蕩更無半點虛掩，可是末尾「把夫欺」三字一柔情起來，卻令人心動之餘又不免疑惑了。莫非溫柔嬌嬈的陰面總要叫人懷疑。女子的陰柔，你切莫真信？

白娘呀白娘！我怎麼知道當初的斷橋偶遇不是你的精心巧局？那若斷若續的春雨，不是你的變化？水漫金山，固然是你鋪演的一台大戲；難道你被鎮在雷峰塔下就不是法海和你串通的苦肉計嗎？”

好奇。网上搜了搜，在百度上正好能搜到那段《合钵》。据说这一回乃是十四回《白蛇》评弹中的一回，现在能听到的乃是1962年，时64岁的杨仁麟老人的录音。我粗粗听了会下载的这段约10分钟的音频，由于听不懂评弹的词，只得对照着网上的唱词看。果然如道长所说，他用的是所谓“阳面夹阴面”的唱法，这大概也是杨先生的创造。更有内行人用行话叫这种唱法“雨夹雪”。

有帖子把这种唱法的特点概括的很好：

只可惜到如今，各种地方曲艺式微，该被国人珍视的“宝贝”，反而像泼洗澡水一般倒掉。前两年，正赶上白先勇先生不遗余力甘当昆曲义工，为昆曲造势的当儿，算是多少听了一点点昆曲，这株被遗忘在后花园的奇葩真是美啊。想来，这评弹的绝艺估计也将不传。

陈丹青曾说到日本的曲艺之精细，日本人之珍视，连我都知道有狂言、能剧、歌舞伎等，国人有精英风雅者能识意大利人之歌剧，可能识我后花园之诸多奇葩者众否？

连着几个晚上，跟《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较劲。头天看了4个多小时到半夜一点多，消灭了100页，全书2/7的页码。看得眼皮子直打架，总算故事走上了康庄大道，可以猛踩油门直着往前奔了。第二天有事回去晚了，本来打算“毕其攻于一役”的，结果时间不够看的过程中两次意识都不争气的打了退堂鼓，悄然撤离。第二次恢复意识，觉得实在不是读书状态，洗洗睡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只待再鼓余勇了，只得感叹：还是在学校最是读书时。

记得哪位作家说的，看书的过程也是读者和作者较量的过程。依我看，这也是体力的较量。和菜头在一篇博里写道，他从凌晨0点一直到4点半把艾柯532页的《波多里诺》读完了。真是一夜千里了。我算了算我看《盲刺客》的三个晚上，625页看了大概12个多小时。只能算一夜五百里弱了。

由此感叹，再好看的书再刺激的运动，您在享用之前都得有副好胃肠、好身板，譬如进游乐场玩过山车，心脏病、年老体衰、孕妇儿童者免。曾听说欧洲古时贵族夜宴，流水席般一道菜接一道菜往来不绝，客人需在几次中场休息不断将肠胃中被口腔、咀嚼肌、唾液，粉碎和蹂躏的呈半消化状态的美食呕出，以便腾出空间再次享用不决的美食一直到天亮。天，饶了我吧，还是粗茶淡饭好。

还是乾隆爷说的好： 

青山依水房数间，行也安然坐也安然。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布衣随身胜丝棉。长也可穿短也可穿。一只耕牛半亩田，收也凭天荒也凭天。

闲来无事观书篇，今也谈谈古也谈谈。雨过天晴驾小船，酒在一边鱼在一边。

夜明儿女笑灯前，名也不贪利也不贪。日出三竿我还眠，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祝君有好身板好脾胃。

写作--阿城的话

那寫作的是什麼人？他說，是有寫作習慣的人。
「我在巴黎的時候住在一家旅館的二樓。有天早上房東來給我說，報紙上發表了龔古爾文學獎結果。她把我拉到窗口，指著下邊兒書報亭的賣報人，說你看你看，作者就是他。就是這樣，寫作是他的習慣，不會因為得獎而改變他的生活。杜拉斯也曾住在同一家旅館，就在我房間的樓上。那天花板上都是裂縫，我問房東為什麼都是裂縫？房東說，杜拉斯有時會瘋狂地跳，裂縫就是這麼跺出來的。以前北京也是各種人住在一起，最好的城市結構就這樣。」  

侯孝贤：我只会拍朴素的电影

上周的南周上文化版所有4个版本用来介绍侯孝贤，名为“侯孝贤本纪”，直接把侯氏封帝了。

关于王家卫         …他从小对上海有个印象，不是真正的上海。这种感觉，华人电影里只有王家卫有，别人没有了，你要我去学，我学不到，我们是乡下人，是野人，我只会拍朴素的电影。

与小津的不同         我拍的是存在着的个体，个体打动了我，所以我拍的都是一些边缘人、一些小人物。

边缘与中心       …..经常说一个导演拍的是一部电影，人本来就属于这样，做你熟悉的这部分，你做到了就开始跟世界同行，边缘其实就是世界的中心。

关于生命                生命的呈现，最有能量的时候就是困难的时候，最有力气的时候也是困难的时候，绝对不是太平盛世。太平盛世很乏味。所以，人最重要的状态，是困境感，它能够让你发挥你的能量。。人活着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苍凉的意义，苍凉就是活在那一刻，那么的不容易，那一刻的意思就是某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一段时间、空间积累下来以后，你到那一刻，你还存在着，你还是有能量的，在跟它对抗，人才是活的，这才是最过瘾的。  

陶成章与光复会的灭亡

历史人物在其生活过的时空里永远不是高大全的，他是真实可感的，混沌的，甚至是矛盾的。他也是有血有肉，有焦虑的，有不断妥协见不得光交易的。 

 奴才与愤青，狼和羊，胖子和瘦子

我记得人大的张鸣教授一篇博客里说，现行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奴才就是愤青（大意）。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你是奴才还是愤青，这是个问题。我显然不愿意做奴才，但我也不愿被贴上愤青的标签，那么只能是两者之一：装成奴才的愤青，或者是装成愤青的奴才。我以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很大的。

刘震云在锵锵上卖他的书，卖他的理论，按他的说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狼和羊。同理，也有大量装成羊的狼。他还说这是一个胖子统治瘦子的世界，他说，你看那些女孩子不断的减肥保持身材，最后很多都是嫁给了胖子。他说，我很多的朋友都变成了胖子，我有段时间很胖后来瘦下来，别人见了都说“你是不是病了”？

我真没想到有上海有这么有趣的一个去处。

周二晚上，我们七八个同事提早下班去打篮球，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衣服和运动鞋，我们转线坐四线到大连路下了地铁。在一个同事的带领下，拐弯转到昆明路上，昏暗的路灯下只看见街道两边破旧的楼宇，司空见惯的街边小饭店。走了几百米，在一个黑漆漆的院子边上悬着一块亮着的广告牌：洛克公园。

我们径直上了三楼，楼道的墙上果然如带路同事所说是嘻哈风格的涂鸦。有次同事拉他在这附近听地下音乐，偶然找到了这里。问他地下音乐感觉如何，他摇摇头，模仿着唱道“我们都是大灰狼呀，我们都是大黄狗。。”，受不了。

三楼进去，就听到里面放着节奏感很强的音乐，一个街球风格打扮的mm站在柜台前收进场费，每人每小时三元，这在上海算是便宜的打球场所了。进去里面像是很大的厂房，我看到墙边放着长条凳，涂鸦墙面上还有罩着大铁罩的电扇---小时候曾在家乡我妈妈所在的纺织厂里见过的那种电扇。

这厂房里有六个半场，外面的露天平台还有1个全场。我们到时还有不少场子空着，赶紧换了衣服在室内的灯光下打球。更晚些的时候竟然所有的场子都满了人，这么冷的冬天还有不少年轻人在晚上来这个隐秘的地方打球。

我们一直打了三个多小时到晚上九点出来。在院子门口的牌子上，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上海化工机泵厂。也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会把厂房改造成夜晚年轻人活动的乐园。像这样的国有厂房全国范围内还有很多，里面的机械设备都已经不在，在旧的废墟上年轻人模仿着纽约的街球风格，看着直播NBA姚明的比赛，穿着NIKE，喝着CocaCola，谈论着想要买IPOD或者WII。

好久没有写博客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日常生活中无非是细琐的事儿，诸如看了某某电影看了某某书，撺缀成文，记录下我们的生活点滴。懒是原因之一，不想写怕是主要原因。生活中的某一阶段须拉开一些距离才看到清面目，无须时刻心情跌宕，如此写出文章也必然充满刻意冲突。我记得一专栏作家写道，人生以十年的尺度来衡量，无非是结婚离婚，升升降降，成成败败；以百年的尺度来看，就只剩下了生和死。没有写不代表不在观看，也没有停止看一些东西和尝试去思考，诸如常常看的FT中文网，许知远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写出《激荡三十年》的吴晓波的专栏也是我钟爱的。

罗嗦了许久，还是先写最近的事儿，今天凌晨买票。公司做的项目要到年后开始了，所以年前清闲，时间成本对于我来说比较低，因此还是先考虑买火车票，飞回去作为候补。昨天下班后，本来打算通宵在南站排队的，后来吃完饭询问了一些同学，思量来思量去，还是决定凌晨去我发现可能相对人较少的预售点试试运气。

在详细询问了前一天买票的同学后，我决定凌晨4：00点起来。

4：00起来，把我所以能穿上的厚衣服穿上，带好钱和手机以便及时联系。出门打车，浦东的凌晨，除了街灯，基本没什么人。路上也只看得到出租车，大多空的，在街上兜兜转转。到东方明珠附近的定票点，已是4：20。

4：20，一下车就看见定票点门外大约三十来人松散的等待着，听到各种方言，再一看有人已经穿着大衣横躺在门口，有人搬了凳子坐在一边，还有人坐在地上。显然有人是排了一夜的。我辨认了一番，发现还是有队的，只是队型太差，于是站过去。

4：25左右，不知为什么，队伍一下子收紧了。最前面的人发生争吵，一位四川口音的人被排挤在外，争执了半天，四川人在队伍外边离开边骂骂咧咧的扬言要复仇。

5：00我后面又有了大约10人，据说这里的排队人算少了，我以前也见识过半夜里南站的长蛇阵。时有人来要加塞，被人呵斥。

6：00后面的人又多了20多个，我算是位置在中间了，前面大约40人。有亲属给在排的人送饭。脚底极冷，不停跺脚。

6：30左右，门打开，准备售票了，但半天不见买了票的人出来。直到6：47才出来面有喜色买到票的第一人。

7：20我终于排到窗口，一问到我家那个北方大站的车票全买光了，动车、卧铺、硬坐、站票全没了，只买到一趟同一趟动车到苏州的票。

唉，等来年飞回去吧。

他不是鱼。

线那端传来几年前同寝兄弟的声音。

他说，他的船停靠在黄浦江边休整。

我说，这之前你去了哪里，打哪儿来。

他说，只要有卫星上天，他的船就出海去。

看星星的船。也是看嫦娥的船。

他说，他到了赤道，在太平洋上。

想想吧，三百个小伙子的远望号。

这只是我虚空的遐想，他的声音平淡稳重。毕竟是与海亲近的人。

他说，他一年中有大半年都飘在海上，女友也离开。

我只知，之前他父亲癌症晚期无钱医治。他说，他又有了新的女友。

女友说她出嫁时，会陪给他一辆轿车。

他说，那太贵重。

彼此短暂沉默，几乎短的没有间隙的沉默。

末了，他说我还没变。

挂了电话，我却觉得他就在我身边和我细数着过去的日子。

晚风冷/寺门紧/湖滨荒芜/水天昏暗界/路灯断线如珠

金壁灯火通明/百千虾兵蟹将横阵杯盘/诸神的享宴/一众心口不言/无底洞深

世间的风乱/言谈相欢/话尽灯灭/闭上眼忽见/许多氤氲微明幽灵/徘徊在房间

近日看了几集百家讲坛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还原历史上真正的玄奘。钱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名师高徒，亦识得梵文。听节目里听他用梵文读出一些音节时，忍不住想笑，那舌头不灵活的读梵文怕是要在嘴里打结了。 看到这集说道玄奘出了五烽后曾在沙漠中出现幻觉，他不住的念诵〈心经〉以度过此一程的难关。

记得小说西游里也曾多次出现〈心经〉，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的话了。虽然不懂佛学，但这句话却有令我记忆深刻的地方。于是找来200多字的〈心经〉看。 

记忆里喜欢的齐豫似乎唱过佛经，就想听听，在百度上一搜，好家伙！何止齐豫，港台歌手里唱过〈心经〉的真不少，刘德华、梅艳芳、王菲、张学友、孟庭苇，连谢霆峰都唱过。大陆的音乐人何训田也唱过。藏人央金拉姆亦用藏语唱过。当然唱法各异，谢霆峰版的我是听不下去，何训田、齐豫的比较入耳。 

这么一来，我挺好奇，这么多版本有那么多人听吗？在以商业文化见长的香港，或许好多人还是会信佛，繁忙喧嚣之余也不忘听听天王们的唱经吧。

 

第一次听到Louis Armstrong，想象这一定是位黑人大叔，他穿着笔挺的西服，在酒吧用他的磁性嗓音，低回动情演唱。正如《北非谍影》中坐在钢琴旁唱“As time goes by”那位大叔。在伍迪艾伦夫子自道的《星尘往事》（Stardust）里，他本人饰演的导演桑迪疲惫的生活于无尽的记忆与幻想与现场放映的电影片段闪回中，让观者亦为他身心疲倦。蓦地，桑迪想起与以前的女友夏綠蒂兰普琳（Charlotte Rampling）在一个寂静无事的安详午后，兰普琳俯卧在地板上看书，坐在桌前的桑迪一边发呆，一边看着她，她觉到他在看她，回了他一个浅浅的微笑。唱机里传出Louis Armstrong的‘Stardust’，他在时光的颠倒交错中记起，这个时刻或许是他最幸福的瞬间。或许就像闪过的星辉，那是星星发光的尘土吗？费兹杰拉德的纽约，村上春树的东京，伍迪的纽约，背景音乐一定是Louis Armstrong，温暖的回忆点滴与衣服上的世间尘土。

  五月摄于苏州博物馆，徐悲鸿画展。              园林                                    盖茨

如是我闻，梁文道（《我的灵魂我的书》）说：  

“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看他看得懂的书，那表示他其实没看过书。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学习认字的时候，看第一本书的时候都是困难的，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爬过来的。为什么十几岁之后，我们突然之间就不需要困难了，就只看一些我能看得懂的东西。看一些你能看懂的东西，等于是重温一遍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做法很傻的。 

“如果一个人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性里面的阴暗、邪恶，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种欲望、那种动力，你就会明白人生很不简单、很复杂，世界很可怕、有很多意外、很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然后你有可能变成性格比较平和的人，至少你不会再犯傻。所以阅读是一种精神操练，阅读能够改变我们自己，读书不是让人变坏，而是让我们对人性有一个纵深的理解。

 “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去读困难的东西；我们应该不计较、不避讳一些所谓可怕的书；我们不要去认为精神操练就是让人变好的东西，这不一定。精神操练只是让我们有所变化，让你成为另外一种人，每个人一生的阅读过程都是应该不断变化的。有人说读书防老，我觉得说得很对。读书真的可以养老。什么意思呢？老人最可怕的就是他没有什么机会改变自己，变化自己。如果一个人上了年纪依然很开放、而且是以严肃的态度去阅读、容纳一个作品，挑战自己、改变自己、扭曲自己的话，他就还有变化的可能。每天睡眠之前的最后一刻，是一本书在陪伴我，今天的最后一刻和我对话的就是这本书，它在不断地改变我，直到临睡前我都在被改变。于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新的人，和昨天不一样，就因为昨天晚上的阅读。”  

在家看了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集，真是喜欢，那么纯净天然，让我也觉得生活更美好了些。我觉得正如阿城说的，文化构成决定一个人。还是多看看不同的东西，好的坏的，美的丑的，让自己丰富起来，真切的感到生活的质感与愉悦。

之前就期待的上博《从提香到戈雅》展，上周六终于自己去看了。仔细看完一遍后，又走了一圈一边在脑中理了下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巴洛克鼎盛时期，再到18世纪国际化时期的脉络。看罢只觉得生理反应强烈，胃部和腹部肌肉紧张，头也沉沉的。大约是因为保持这些油画的冷气攻心，加之展厅布置呈血红色，再加上我凝神于画布之上的受难基督、经脉历历可见的活死人、丰腴却致命诱惑的肉体，让人有种透不过来气的感觉。 

以前上博也展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给我的生理感觉跟这次相似。难怪刚进展厅时，一小孩对大人说：好恐怖！隐约记得陈丹青先生在书中亦提到在西班牙Prado博物馆（即这次画展的提供方）看画布上血淋淋的基督，受不了。 

但终于没有白费这番受罪，看到提香、鲁本斯、委拉斯凯兹、戈雅，这几位打小的美术课上就闻其名的大师的作品。生理反应最强烈的时期是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艺术的开始和发展期，等看到巴洛克鼎盛时的静物画时稍稍缓解。待到要从展厅出去时，一幅戈雅的《阳伞》，一时颜色明亮起来。 

喜欢的画还有里贝拉的《盲人雕刻家》，画中一盲目老人额上一抹天光，画面下端灰暗处双手中握着希腊美少年之头部雕塑。神秘而又惊险，让我玩味再三。以《夜巡》闻名的鲁本斯那幅《农神吃子》的画真是可怖，西方人喜欢把人体的结构、肌肉与血淋淋的场面放大展现，真是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不愧为海洋文明真的猛士。我还是看不惯。

傍晚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到W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吃了一碗面。香菇肉丝面，面是手工擀制的，十分劲道。吃完，我从SM大学旁边那条路走过。穿过马路，来到一家残疾人用品专卖店买碟，这听上去有点怪，但的确这家店也买碟。

 挑了两张，不选闷的，以前的还没看完呢。这几天休息，一直在屋子里看书看碟，室友一个上班一个回家，白天只我一人。看碟居然看的有点受不了，常常要看看时间条还有多少剩余时间，像完成任务一样期盼看完。最近看了两本苏童的书，看的我几乎麻木了。感觉不到他的文辞，只看到他的故事线索和故事发生的大致年代。那时候跟今天毕竟有点隔了，跟村上这类专写现代都市生活状态的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我觉得村上看见的跟我更贴。还有一本啃不动了，放一放，我还是觉得朱天文的文辞好，仅仅是词句就够我玩味了。除了下楼找地方吃饭上床睡觉，几乎就做这两样事情了。 

出了店一想，两张居然都是都市犯罪题材。已是华灯初上，浦东大道两侧的暗橙色路灯向前方延伸。视线被前方的高楼和杨浦大桥所阻隔。在大桥上行驶的汽车像是从一栋高楼里穿出来。手里拿着装着碟子的小袋，觉得自己像个空中漂浮着的人。觉得自己像个奇怪的人。看到像巨大屏风一样的居民楼突兀地没有道理的然而又确确实实的立在那里，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空调，像沾了灰似的楼和空调，在那里住满水平和垂直蜗居的人们，横纵坐标象限里的点。突然想把它炸掉多好。把大桥也炸掉。

 打开聊天工具，一堆的同事同学，不想说话。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重量，和所有人都有联系却都像隔着看不见的膜。想起上周五夜晚和Anderson说的话，他说我们还不适宜在这样的场合相互如此交谈，时候不到。他说，他们开始注意我们了。我想和Anderson才能说些话。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几乎失语了。

你问及我毕业的感受，那时正是在南京培训的最后一天。到南京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三年来的变化。我本来就打算写下作为自己的一篇博客的。恰巧你发来三年前的邮件，以至于我看到时竟然不相信邮件的真实性。三年前的邮件居然又回转过来，这之后的一天都在恍然中，一种像地震前不安的躁动感。我知道这震动感要到再次离开南京时才会消失。

离开三年了，再来时这里有了地铁，当年走时还是施工地。亲切的南京话，比起上海话来，至少我能懂南京话。缓慢的多的节奏，地铁里不可思议少的零星路人。我内心高兴起来。

住在宾馆的第三个晚上，我实在按捺不住独自一人想出去走走。我实在不喜欢每天都像其他人一样待在宾馆里。以前的一些街道依然熟悉。可当我想回宾馆独自往回走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那一刻和几年前一模一样。我毕竟是匆匆过往的路人，来来回回的只有日渐走远的记忆。我想我的记忆装的太满，我太珍惜自己的记忆，像贪婪的守财奴。有这样一个宝箱，我才觉出自己肉身的重量。可一个杯子满了，只有倒空再能再装。可我怕倒空了，自己就迷失了方向。待了一周之后，我大约有点烦腻了。就像待在家中的感觉。

三年的时间我经历了什么。我曾经想写一部小说，刚来上海时的想法，名字取做《两年间》。后来觉得自己要写的那段时间从大四到研一离当前太近，自己还不能很冷静的看待，就作罢。到上海的第一个学期是最快乐的，之后的时光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事情一闪而过，根本来不及回味与反应，留在记忆里只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有种不真实感。这期间我接触比以往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各自的生活。最大的变化是开始关注自己以外的世界，从身边的人群，书里，影像里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目前的我，这几个月来变得愤怒，我甚至想快点度过我的青年时代，我不知道如何与外部世界和解。 

那封三年前的邮件。当初的感受当然不会忘记。第一堂课时自己的想法，可以看出当时的我内心是充满期待的。当初对于导师的认识是首先看到他们头上的光环，看不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真实状态。可以说，我那时对导师的看法是混合了自己的想象。这三年，我的确开阔了眼界，有了初步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于各种事情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更切中本质，也更接近自己的内心。我或许有了选择自己生活的可能性。

可我发现这也给我带来了不便。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你不得不从众。在我们的社会里，所谓个性，只是人群里界定的几个选项而已，不是真正的个性。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尊重别人，对待别人。但是有些时候别人的方式却是强迫性的，侵略性的。我苦于不知如何应对。或许这将是我工作以后，接下来面对的最大问题。

至于我那时候对于人的优缺点的看法，当时只是简略的说了一些。我那时想说的，但是没有说明的或者没有说出的，其实是想要平等的看待所有人，还有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两个话题其实是联系的，我现在只想简略的说说（不成熟的看法，见笑）。我们当前的社会是一个价值标准单一的社会，崇拜商业精英，人人渴望获得世俗上的成功。像一头驴子眼前悬着的胡罗卜，迫使着你一直往前追。但是像发达国家却是多元的价值观（简单的说，只是个人看法，待检验），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是gay或者les，而且gay可以当市长，你可以反对美国总统，你可以朝盖茨身上扔臭鸡蛋，你可以裸体游行。政治不说了，单说我们现在的生活领域，许多人以为是自由选择，其实他只是被限定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已经被限定好的几个选项中自由的选择。现代社会，商人定义了人们所谓的幸福生活，铺天盖地的广告里，你占有了别人没有的奢侈品你就是幸福的。幸福成了可以量化，可以买到的商品，而不是一种内心的感动与喜悦。于是，现代人的欲望总是倍受挫折，你永远跟不上商人的设计，幸福的体验总是越来越短暂。大城市里，橱窗里的展示刺激着都市人的心灵，让无数人有一种受挫的无力感。

我们的想象力被剥夺了，我们真的需要那些东西吗？我没有那些东西就没有快乐吗？为什么小时候简单的快乐更令人怀念，也更持久，而现在却没有满足的时候呢？这决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问题，再说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葡萄酸呢，我不稀罕葡萄不行吗？人们并不能真正解放自己。

譬如，你会选择用这款手机或者那款手机，在价格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任意选择。在条件允许时，人们总是会频繁更换新手机。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不用手机的可能呢。再或者，那我可以不可以不更换呢？因为我对换新手机没兴趣，只要能满足我的通话需求就可以了。我可以换得起，但是我没有兴趣换。我想许多人会觉得你落伍了，不合潮流啦之类的，甚至会嘲笑这个所谓守旧的人。但是，被潮流趋赶的人们，只是看着别人这样自己就跟风的人，他们自由吗？他们自以为这就是幸福的生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的精力被所有这些或许不需要的东西分散，像西绪弗斯一样不断的把石头推上山。结果是，所有的人像生产线上的产品，像我上面说的，在很窄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个性，看不同好莱坞明星演的相同类型电影，用不同型号的同一厂家的商品，唱不同歌手的同一类型的流行歌曲，看一样的电视节目。

    很久没有被电影打动过了。小栗康平于1981年的处女作《泥之河》让我在这个午后----影片上映的二十六年后，一个人的空调房间里默默感动。
　　
　　电影随着空镜头，合着悠悠带着淡淡哀怨的曲子缓缓展开，一九五五年的大阪，一条不知名的河边。寡言的孩子信雄天真而敏锐的双眼。一家人经营着河边的一家小餐馆。老顾客停在门前的马车。
　　
　　日本战后的童年往事。
　　
　　难忘的是平淡日子里难以抹去的遗迹，不经意间显露在一句话一个表情一阵心悸里。幼时初与人相识时的畅然无隔，初看到热闹繁华的惊异表情，最初喝到汽水吃到饼干的快乐。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会在乎这在乎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与你会有差别，不知道明天你我将会离别。
　　
　　
　　看到豆瓣上介绍里提到日本著名影评家佐藤忠男对小栗的青眼有加，并且拿他的风格和小津进行比附。如果从数量和质量上看，小栗康平导演二十五六年才出了五部电影，的确是位悉心打磨自己手中璞玉的巨匠，对作品的品质有着极严格的控制和追求。但小栗不避讳战争，拿开始时马车夫战时残废的耳朵和喜一在信雄家唱军歌，信雄爸妈脸色大变这一两个细节来说，小栗的影片有着更多的实现思索，而不是像小津躲在自己营造的美学世界里。我觉得赞美小栗也不需要拉小津来撑腰吧。
　　
　　作为第一部电影，小栗康平太沉稳了，叙事不紧不慢，手法老到。多固定镜头，这也是说他像小津的原因吧。透过儿童的眼光来打量世间，把日本战后人们生活的阴影点画出来，然而浑然天成，不失天真。信雄偷自家的汽水躲在行人身侧以避开老爸的耳目，到信雄听到喜一的妈妈在船里说不要让陌生人上船，愤愤然将三瓶汽水抛到河里，还有和喜一把钱弄丢在地上趴着找，这些地方都显得自然不做作，看似不是主要情节的闲笔也体现出导演的功力来。

  这段时间看了不少的记录片，也算得上是重新受教育了。看的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虽然我对这些记录片的接受持一些保留，或者两分怀疑态度，但的确开阔了眼界，获得了新知。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了解一些事情，还不能够达到客观公正，因此还是少发议论，多去了解的好。这些记录片一是来自NHK，一是来自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这段时间比较有影响力的《高三》，以前在这个节目播过）。对读我们央视的记录片《故宫》、《晋商》、《徽州》、《再说长江》、《新丝绸之路》、《圆明园》，以及引起巨大反响的《大国崛起》，再到温总理访日的《岩松看日本》，可以看出我们的禁忌，这自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可这一课迟早也会通过其他途径补上。 

前段时间连续看了台湾表演工作坊的几个段子：《那一夜，我们说相声》（1993），《又一夜，他们说相声》（1997），《千禧年，我们说相声》（2000），真是好看，好看的同时又觉得味道新鲜。先不说形式。想了一下，觉得台湾的相声文绉绉的，而且脱不了家国情结。这也显现出表演工作坊赖声川这些的编剧班底的艺术理念。现在在大陆大火的老戏《暗恋桃花源》里的家国情结绝不是个案。举个例子，来看看《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结构：

01. 序
02. 段子一．華都西餐廳
03. 段子二．台北之戀 (台北 1993)
04. 段子三．電視與我 (台北 1963)
05. 段子四．防空記 (重慶1943)
06. 段子五．忘性與記性 (北平 1925)
07. 段子六．出殯與溜鳥 (北平 1900)
08. 晚安

从台湾当年的现实一直回溯到1900年的北平。我发现赖声川对1900这个时间点特别感兴趣，再《千禧年，我们说相声》上下半场，上半场是1900年北平帝都为背景，下半场就到了乱纷纷的台湾实现。再有一点，这些段子对台湾现实的嘲讽十分尖锐，这也构成了我观看的一些障碍--对台湾发生的事件并不了解，不知道它所指。上面这些文字是为了引出看凤凰大视野《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以及《进退20年：民进党政治跌宕之路》的由头。台湾今日的民主与走向，我们可能不了解，看了这两个系列，我才知道今天的台湾是如此从神话的政治岁月走到今天的。也才对表演工作坊这种内容的自由，和对现实的强烈关照有了新的认识。侯孝贤《悲情城市》出现，正是呼应了当年台湾党外运动的“悲情”时代。 

讽刺的是，竟然通过NHK我再一次受到中国历史的教育。起初看的时候，并没有在意，看完删掉后才想到这些影象资料是多么的珍贵，在官方的电视台怕是永远都看不到。我随着李振盛先生（http://lizhensheng.blshe.com/）一起去追问四十年前那场大浩劫的当事人们，卧床的高僧缄口不言，退休的机关干部沉默不语，得了利的政府人员决不后悔，当年的三岁小姑娘选择回避这个话题，曾经挂满勋章如今靠养猪为生的英雄认为不能完全否定。我想起长辈对此的态度。如李振盛一样，我也困惑着，不同的是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了痛感。 

通过NHK了解一个我们并不真正熟悉的日本，《秋叶原物语》里的所谓“御宅族”，《劳而固穷》里揭示日本社会问题的“穷忙族”（“Working Poor”，即努力工作却还只能生活在社会保障线下的人群，片中称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这些都不曾在岩松的镜头下出现过。《靖国神社不为人知的攻防战》讲述当代日本最敏感事件的来龙去脉，早在战后美军占据时代的日本就有机会把神社毁掉的，它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个问题怕是许多网上的愤日青年不曾了解到的。还有日本人对于它的态度，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哪些，他们为何持这样的立场。我觉得很有必要先进行深入的了解，再进行批判不迟。 

我惊讶于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程度，这个有着巨大危机感的岛国在认识上走在了前面。当下的中国是如何的，它将走向那里，日本人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通向富裕的探索》里拿上海和甘肃省的一个贫困县，马上抓住核心—中国的东部城市的快速发展是靠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滋养的，而城市/农村二元户口制度作为历史遗留产物却反过来给这些人口带来的只有痛苦与无奈。农村贫困地区的学生考上大学根本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身份转换成城市户籍。

《NHK-吞没世界的巨龙和大象》则是分析中国与印度崛起对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有2亿到2亿5千万的中产，这也必然会加速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同时巨大的购买力就如同战后的美国，被视为是世界的市场。另一方面，随着机动车辆的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势必引起国际政治的格局。此外，中国也决不能走美国那样高能耗的路。未来到底是怎样的？让我们关注现在潜伏着的种子，拭目以待吧。